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很好的诠释了这句话。《白鹿原》自出版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以往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书中的人物形象，如“最后一个族长”白嘉轩、“最后一个士大夫”朱先生、女性人物形象等。同时还从文本的结构，写作手法，地域文化等几个角度来研究《白鹿原》。而相对于以往的革命文学，《白鹿原》抛弃了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标准和一切先验的历史评判，开始将地主回归到历史的真实和普通人的真实人性中加以重新认识。作家陈忠实并未真正经历过那个时代，但他通过虚构为读者提供了真实的审美体验。本文主要从《白鹿原》中选取主要的地主形象，评析这些地主的形象历史真实性和人性。

　　“地主”作为一个名称是对特定人群所做的概括。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地主”在文学作品中是作为一个群体类型。

　　“地主”一词在古代的典籍文献中早已出现，《左传哀公十二年》：“夫诸侯之会，事既必矣，候伯致礼，地主归饩”[[[]侯光复：《左传·哀公十二年(第一版）》，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年版，第864页。]]，意思是“当地的主人”。《晋书》卷一《祖约传》中“且约大引宾客，又占夺乡里先人之地，地主多怨”，其指“田地的主人”。随着封建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地主阶级。xxxx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xxxx：《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1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页。]]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明确提出地主阶级。一九三三年十月，xxxx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xxxx：《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新1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页。]]一文中提出：“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概括了地主的含义。地主阶级是指在封建小农经济下，用地租的手段剥削农民的土地所有者。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上，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的土地，只能去耕种地主的土地，并交给地主大部分收获。政治上，国家强迫农民缴纳贡税，从事无偿的劳役，并建立军队去镇压农民起义。“但每一次起义都打击了封建统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xxxx：《中国革命和中国xxxx（第二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39年版，第2页。]]

　　从xxxx的这两篇文章中可以得出地主阶级有三个明显特征：占有大量土地、剥削他人和反动性。以前两个主要特征作为划分标准，书中主要地主形象有：白嘉轩父子、鹿子霖父子以及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地主阶级都是反动的，理应被全部消灭。但在《白鹿原》中，我们见到了两个完全不同于传统认知的地主形象：白嘉轩建学堂，修祠堂，一心一意为族人谋福祉；朱先生只身一人退方升数十万清兵，拯救了白鹿原上的百姓。这些都表明地主阶级中有坏人也有好人从而体现了《白鹿原》中所描绘的地主形象是符合历史现实的。

　　从鲁迅开始的新文学以反封建为己任，鲁迅在《祝福》中塑造了鲁四老爷这一保守、顽固的地主形象。通过这一形象来表现吃人的礼教。从抗日战争“联合”地主抗日到解放战争、建国前十七年将地主作为斗争对象，作家越来越注重描写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注重于对“恶霸地主形象”的塑造，几乎将地主与恶霸划上了等号。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地主形象有《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红旗谱》中的冯兰池、《高宝玉》中的周扒皮。这些地主形象大多奸险毒恶，集凶残、狠毒、霸道、贪婪、好色于一身。在他们身上人的丑恶因子被无限放大，展现了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到了八十年代，作家们在塑造地主形象时极力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注重真实，将其放在现实生活中予以真实的再现。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地主现象有《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活着》中的富贵。

　　以往的文学作品，着重描写大地主阶级，以大地主来代表地主阶级，而忽略了人数更多的中小型地主。《白鹿原》则选取更普遍、更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型地主。他们与穷苦百姓的区别就是住在更好的四合院门楼里，土地的收益不过是维持一家人的开销而略有结余，能在饥荒岁月给自家人一口吃的，不会死人的程度。依据书中地主形象积聚财富、占有土地的不同方式可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白鹿原》中有许多地主和农民一样勤劳肯干，也正是这种勤劳肯干使他们获得大量的财富，占有大量土地。代表人物有白嘉轩、白孝武、白孝义。白嘉轩是一个“大写”的地主形象。白嘉轩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地主正是因为他的勤勉。白嘉轩热爱并珍惜自己的土地，他崇尚节俭，更将劳动当成生活之必需。“按财产的多寡他是地主，按意识和行为,他是白鹿原上最棒的农民。”[[[]洪雁，高日晖：《论白嘉轩形象的农民本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9期，第98～101。]]他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中所描绘的地主形象：穿金戴银，整日无所事事，斗鸡遛狗，靠着压榨佃农过日子。大多数时候他与农民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起早摸黑，一样的节俭苦干，一样的精通种地所必需的各种知识。这突破了以往的革命文学对于地主阶级的认知，更加贴近于真实的生活，并告诉读者这样一个现实——往往是最能吃苦，最能干的，最节俭的农民才可以积累大量财富，才能成为地主，地主的财富并不都是通过剥削和压迫佃农这样的手段来获得，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创造的，是地主应得的。白家世代流传的“钱匣子”的故事正是对这种现实的写照，对这种行为的赞扬也表现了对现实中地主的财富积累的正当性的肯定。白嘉轩从不视田间劳动为苦役，有时甚至将其作为一种享受，一种生活必需。他最害怕的生活便是不能下床劳作，只能在床上接受儿女照顾，这种在旁人看来享受的生活在他看来生不如死。所以即使在被黑娃手下的土匪打断脊背之后，他依旧不改本色，吼着秦腔，将自己胳膊腿上的骨节扭得咯吱作响，在地里犁下三个来回，并骄傲的告诉家人“我还行。”[[[]陈忠实：《白鹿原(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在勤勉的同时，白嘉轩对于土地有着极强的占有欲望，他对自家每块土地所属等级以及缴纳皇粮的数目比对自己的手掌还熟悉。他的儿子白孝武虽身为族长，但仍然下地干活，同时指挥着白孝义和兔娃，即使为了逃避征壮丁而躲避到深山也不忘经营家族的药材收购站。白孝义自幼不喜读书，爱抚弄牲畜，喜欢吆车。白嘉轩称他为“生就的庄稼胚子”[[[]陈忠实：《白鹿原(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97年版，第455页。]]。他在劳作中总是争着干送粪拉土轧花等重活，而对于磨面等轻活不屑一顾。他亲近长工鹿三，曾对鹿三说：“我准备在磨道里把我磨成你。”[[[]陈忠实：《白鹿原(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97年版，第456页。]]这些都体现了他对于耕种的热爱。

　　《白鹿原》中有一类地主，他们心思活络，不愿单单在地里刨食，靠勤劳节俭来积聚财富，总是希望通过一些取巧的办法来攫取大量财富，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对于占有土地和积聚钱财同样有着执着的信念。代表人物有鹿泰恒、鹿子霖以及白孝文。鹿子霖祖上的发家史与白嘉轩的“钱匣子”家规完全不同。鹿家祖先鹿马勺发家并不是靠着自己诚实劳动来积攒的，而是通过忍受艰辛和凌辱学得厨艺并抓住清廷大员微服私访的机会挣得了“天下第一勺”的美名，从而获得了上流社会的赏识，得到了丰厚的赏银而发家。他们主要用放贷、征集皇粮盘剥白鹿原乡民、借着天灾人祸，趁人之危低价购买田地房屋的等方式来聚集财富。鹿子霖通过借李家寡妇五斗麦子八块银元轻而易举的霸占了六分水地，即使李家寡妇想还钱也依然以逾期为由，拒不交还。在田福贤任总乡约后，几乎一年不空的在征集皇粮的时候悄悄增加税额，鹿子霖作为乡约，不但不检举揭发，反而帮助田福贤稳定民情，掩盖事实，盘剥乡民，并从中攫取巨额财富。单单在鹿兆鹏和黑娃风搅雪的前一年鹿子霖就通过这种手段获得了一百两白银。在饥荒年景，趁着地价飞跌，白孝文陷入毒瘾，鹿子霖仅用二亩天字地的低廉价格就买下白孝文的所有田产。甚至最后的二亩人字地只用了两块银元。他被关了两年出狱后，田福贤任命他代表自己去催收赋税，但他却狡猾的只催促保长，绝不到村子里去催促甲长，更不会具体揪住某一农户的领口要粮要钱。从而使那些的得罪人的差事由保长们完成，使自己可以自由的接受保长们在完成赋税任务之后的分红，而且免遭乡民们的唾骂。他通过这一系列奸巧钻营，成为了白鹿原上活的“最滋润的人”。

　　《白鹿原》中有一类地主，他们半耕半读，不同于其他地主，他们耕作只是为了满足自身和家人的需要，他们不愿依靠耕作来发家致富，并且视田间劳作为苦役，因此也不愿意去大量占有土地，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而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大部分的财力投入到学术中，将知识作为传给子孙后代的财富。代表人物有朱先生以及其他参与编修县志的老先生。朱先生知晓天文，具有一定的气象知识，会预测天气，有利于耕种同时减少自然灾害对于收成的影响，曾在艳阳天穿泥屐暗示晾晒新麦的农人即将下暴雨，赶紧收拾新麦避免受损失。他淡泊名利，终生身体力行着“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的格言，安贫乐道，不屑于买房置地。朱先生自幼苦读，钻研学术。他聪颖过人，二十二岁便中了文举人。他重视教育，开办白鹿书院，教育乡里子弟。同时鼓励其他有能力的人办学。他在白鹿村订立《乡约》，教化乡民。他聘请同僚，编修县志，并将自己的一切财力物力投入其中，只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完整的史料。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中多将白嘉轩作为耕读传家的典型来分析，但我认为朱先生比白嘉轩更加符合耕读传家的要求。两人都秉持着耕读传家的祖训，但从本质上，白嘉轩是“民”，这便直接导致了白嘉轩更注重“耕”，更注重积聚财富，阴蔽子孙，成为族长。而白嘉轩自己读书以及要求儿女们读书并不是为了考取功名，更不是为了研究学术，只是为了念些书扎到肚子里，知书达理。但朱先生不同，朱先生属于士大夫阶级，他更注重“读”，注重培养人才，创办白鹿书院教子弟读书。淡泊明志，活成了白鹿原人的精神领袖。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的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丹纳：《哲学艺术（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不同时代的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不同，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政治形态和主流话语的影响。因此他们笔下的地主形象也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在解放战争、建国前十七年，我国的当代文学都遵循着“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的传统。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阶级斗争，将地主作为斗争对象。作家从阶级角度出发，注重描写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以激发人民对于地主剥削的憎恨，促使人民饱含热情的投入到中国革命中，并宣扬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这一时期的文学对于地主形象采取“妖魔化”的处理，将其作为农民阶级的对立面来塑造。这一时期的地主形象大多奸险毒恶，在他们身上人的丑恶因子被无限放大但却从不提及地主的优点，使得地主形象显得平面化、脸谱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地主形象的平面化、脸谱化的特征使他们只能存在于文学作品中，而绝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白鹿原》中的地主形象则完全不同。小说《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经过巧妙地艺术加工和想象而完成的。书中地主形象从平面化脸谱化走向了立体化多样化;从千篇一律的文学形象走向了独特的生命个体。“作品不在以阶级属性而是以人性化的多样的不确定的标准来评判人物。”[[[]李鸿：《论当代文学中地主形象的塑造》，《松辽学刊》，1999年第5期，第64～69页。陈忠实通过符合历史真实的想象对笔下的地主形象进行入木三分的人性刻写，从而塑造了一个个真实的地主形象。

　　十七年文学中无论是主题叙事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发展上都紧紧围绕着阶级斗争来书写。人物形象上遵循着二元对立的标准，非黑即白。《白鹿原》以公正客观的视角来审视那段历史，展现真实的地主形象。

　　1.主题叙事的真实性

　　革命文学以及十七年文学在叙事方面往往带有浓厚的主观性和先验色彩。同样是描写国民政府对农民苛以重税，闹得民不聊生。十七年文学中地主总是和官府勾结，共同剥削农民。《红旗谱》主要描写了反抗割头税事件，在这里地主冯兰池与官府勾结，剥削百姓。要求农民过年杀猪必须到指定的地方，交割头税。不可否认，真实的历史中的确有地主和官僚勾结的情况。但这类地主不可能代表所有地主，地主中同样也有道德水准较高的，同样也有经济实力不足以勾结官府的小地主，他们同样承受着苛捐杂税。对待苛捐杂税，地主阶级必然产生分化与矛盾。《白鹿原》就很好的展现了这一点。面对政府的印章税，地主白嘉轩首先反对，并号召白鹿原的农民们一起反对，组织交农事件。白嘉轩作为领袖本应参加，却因为鹿子霖的设计而不得不待在幕后。朱先生也反感庞杂的税收，并发出了苛政猛于虎的感叹。在以往的文学作品总是绕不开穷苦农民子弟遭受压迫，投入xxxx，愤然反抗的地主剥削的模式，对于地主的儿女则直接认定他们地主阶级的身份导致他们根本无法理解“阶级”的含义，将他们看成是地主阶级的继承者。但加入并领导xxxx的真的只有农民子弟吗？在这种叙事模式下，生活的千变万化，偶然因素被完全抹杀。《白鹿原》大胆的突破这种叙事模式，地主家的鹿兆鹏和白灵同样可以加入xxxx，鹿兆鹏甚至成为了xxxx的高层，领导了联合鹿黑娃等贫苦农民造就了原上的“风搅雪”运动。以往的个革命文学认为XXX领导是光辉的，不容玷污。《白鹿原》则站在公正客观的角度评述那段历史，既描写了xxxx惩治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同时也大胆描写了xxxx内部残酷的斗争以及白灵的惨死。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错综复杂与真实，体现了地主形象的真实可信。

　　2.塑造人物形象的真实性

　　白嘉轩的一生命运坎坷，连娶七房女人，家财散尽，但前六房女人都因各种怪病死去，而且没有留下一儿半女。父亲暴亡，独自一人挑起家中重担。家中两次遭到土匪洗劫，几年辛辛苦苦积攒的家财一朝丧尽，而且被土匪打断了腰。大半辈子培养的家族继承人白孝文却因女人和毒品而堕落，不得不扫地出门。因瘟疫而丧妻……。鹿子霖的父亲被劫匪所杀，鹿子霖也因莫须有的罪证而被关进监狱两年，家财散尽。这些揭示了真实的现实：白鹿原的地主与白鹿原的农民都同样承受着那个时代的苦难，劫匪、瘟疫、旱灾不会因为你是地主而给你半点温情。而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侧重于描写地主对农民施加的苦难，地主总是施害者，总是洋洋得意的样子。比如《红旗谱》中的冯兰池当堤董，xxxx公款，使堤坝决堤，淹百姓田地。遭遇到的挫折总是来自于xxxx领导的贫苦农民。通过对比体现了白嘉轩、鹿子霖这些地主形象的真实可信。

　　白嘉轩的家族通过“钱匣子”家规，一点点积累财富。鹿子霖的祖上通过颠勺，服务达官显贵而获得财富。可见，并不是所有地主都靠着剥削发家致富的。他们不同于以往小说中的地主，比如《红旗谱》中的爱鸟如命的冯兰池。

　　白嘉轩与鹿三在长期劳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友谊完全跳出了经典的阶级斗争的创作模式，展现出地主与农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图卷。在这里，没有地主对于农民的残酷压迫，也没有农民对于地主的刻骨仇恨。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上再现了历史现实。这在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如果从历史来看，地主与农民的对立是短暂的，地主与农民的相互依存才是长久的。

　　《白鹿原》中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等地主形象是立体的。白嘉轩作为白鹿村族长一生干过无数造福乡民的好事，如修祠堂、建学校、订立《乡约》等等。他仁义宽厚、乐善好施但同时他也有为人所不知的阴暗面，在与鹿子霖换地时，他表现出了表现了冷酷、狡诈的性格。鹿子霖一生虽然钻营狡诈，比如趁人之危霸占田地等。但在某些时刻也表现出了人性的光辉，给乡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在原上认干亲，减免了许多人的征役。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让读者认识到“好人不完全是好，坏人不完全是坏”的真实、立体的地主形象。这样的写作完全不同于十七年文学作品中那些一坏到底的地主形象和一好到底的正面人物形象。

　　3.情节发展的逻辑性

　　十七年文学中的情节主要是为了表现阶级对立的主题服务，情节设计突出地主的丑恶，农民的美好品质，从而体现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比如《红旗谱》中冯兰池凭借着自己的权势与手段，已经拿到了河神庙四十八亩田产，并且拥有田契，完全不需要通过砸钟来宣示自己的主权，而且这种方式更容易引起众怒，感觉这一情节就是为了体现地主的贪婪、霸道主观臆想出来的。相似的情节还有周扒皮半夜学鸡叫等等。而《白鹿原》则不同，《白鹿原》中每一个人物都有其自己独特的秉性，他们的秉性相互交织作用，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命运轨迹。作者不会将事件强加于人物身上，他们的活动甚至有时候连作者也无力左右。

　　白嘉轩在连续失去六房妻子后，家里余财已不多，而且他命硬的传闻已传遍白鹿原，导致他只能进山买妻。吴长贵深受白家恩德，心怀感恩。而且将女儿嫁给白嘉轩之后他便名正言顺的成为了药材铺的掌柜，同时与有醇厚祖德的白家结亲也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他将女儿嫁给白嘉轩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因此，白嘉轩和吴仙草的结合是符合逻辑的。

　　鹿兆鹏在县城里的学堂里接受了新式教育，自然而然的反对封建礼仪，反对封建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但鹿子霖却用扇三个巴掌强制他完婚，他本身是不情愿的。这直接导致他后来拒绝在家里居住乃至走上了xxxx的道路。白灵和鹿兆鹏都因为闹革命，参加xxxx而与恋人和家庭彻底决裂，在国民党大肆捕杀xxxx人的大背景下，两个无依无靠的革命同志生死与共，相互暗生情愫是符合逻辑的。

　　白孝文自小生活在父亲严厉的管教下，甚至连零食也不给吃。父亲白嘉轩对其进行正统的封建教育，固然培养了他许多美德，但更压抑了他内在的人性。在他新婚之夜时他身体里被压抑的欲望便已初见端倪。以至于后来他禁不住田小娥的引诱而彻底堕落，由一个正派的乡村青年转变为吸毒者、败家子也就不难理解了。白孝文堕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自小被压抑的人的欲望爆发的过程，压抑的越重，爆发的更猛烈。

　　《白鹿原》中的地主形象不同于革命文学所塑造的地主形象。就人物塑造的真实性而言，瞿世瑛认为小说“最要紧的一件事，便是精细的观察。观察不精细，则所绘之图画必然不真，不真即不能为好的小说”[[[]瞿世瑛：《小说的研究》，《小说月报》，1981年第2期，第21～30页。]]陈忠实通过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以及自然环境民风民俗的塑造使得《白鹿原》中的地主形象摆脱以往革命文学塑造地主形象的平面化、脸谱化弊病。并将他们置于真实的关中环境中，展示他们复杂的性格，体现真实的人性。

　　1.肖像描写

　　十七年文学作品中对地主的肖像描写带有着贬低色彩，如《红旗谱》特别描写了的冯兰池的薄嘴唇，说起话来，尖酸辣气。来表现冯兰池的刻薄。而《白鹿原》则不同，《白鹿原》的肖像描写是客观的，符合人物的性格。如鹿兆鹏：他身穿新式制服，头上留着新式头发，眉高眼大，眼睛深邃，睫毛又黑又长。体现了鹿兆鹏的稳重和富于智慧。白孝武：他身穿青色棉袍，腰板笔挺，体魄雄健，肩膀宽厚臀部丰满。表现白孝武的朴实和厚重，同时也暗示他最终继承了白嘉轩的精神。

　　2.语言描写

　　十七年文学中，作家对于地主的语言描绘多着重在于反映地主的“恶”，仿佛地主身上只有恶没有善，这并不符合真实人性。当冯兰池获悉朱老巩居然阻拦砸钟，马上赶到现场并吓唬道：“谁敢阻拦卖钟，要他把全村的赋税银子都拿出来！”[《红旗谱（第三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展现了其霸道，仗势欺人的嘴脸。严老尚通过假意说和，诱骗朱老巩等人去菜馆，致使铜钟被砸，但在离开时仍不忘骂一句“这他娘的是干什么？掘坟先埋了送殡的！给朱老巩使了调虎离山计，又掀大腿迈了我个过顶。”[[[]梁斌：《红旗谱（第三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尽显虚伪本性。

　　但《白鹿原》却不同，白嘉轩在经历了鹿黑娃的第二次抢劫，刚刚死里逃生后，在黑娃等土匪面前刚强不屈的老人也忍不住崩溃了，开口叫了声“三哥”，涕泪俱下，鼓好大劲才说出话来“三哥哇你数数我遭了多少难啊哇？”“我的心也是肉长的呀……”[[[]陈忠实：《白鹿原(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页。]]没有人能一辈子刚强，没有人能一辈子软弱。人性是复杂的，刚强的白嘉轩面对这一系列磨难也是会悲伤的，也是会软弱的。

　　白嘉轩在埋葬了妻子仙草后，面对寂寥的庭院，却愈发刚强。他大声地招呼着鹿三喝茶:“啥事啥事，而今还有啥大不了的事？请你喝茶，就这事。品一盅哇，你坐下，看看我烧下的茶水味道正不正？”[[[]陈忠实：《白鹿原(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8页。]]体现了一种与命运抗争的义无反顾的气概。“三哥，撂出一折乱弹哇！”[[[]陈忠实：《白鹿原(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97年版，第429页。]]在慷慨激昂的秦腔中，白嘉轩表现出了人性的一种崇高之美。

　　在白灵冤死十几年后，解放军战士来到白鹿村告知白嘉轩白灵的死讯时，白嘉轩随着一声“奥”，以不可动摇的固执和自豪大声说：“……世上只有亲骨肉才是真的……”浑身颤抖，哭出声来。[[[]陈忠实：《白鹿原(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97年版，第499页。]]即使白灵再如何叛逆，不听话，白嘉轩依然是爱她的，毕竟是亲骨肉啊！白嘉轩对白灵尘封已久的父爱在此刻彰显得淋漓尽致。

　　在朱先生生命的最后时光，依偎在妻子的怀里，忍不住对妻子说：“我想叫你一声妈——”、“我心里孤清的受不了，就盼有个妈”、“妈——”。[[[]陈忠实：《白鹿原(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97年版，第585页。]]这里展现了人对母性依恋的本能。

　　3.动作描写

　　在父亲秉德老汉身患重病时，白嘉轩是非常紧张的：满头虚汗，慌乱中连打火都不会了。用毛巾小心的擦拭父亲嘴角的黏液。在父亲第一次发病被治好后，白嘉轩流着眼泪笑出了声。看到父亲气绝，嚎哭一声便昏死过去。这些描写体现了白嘉轩的孝。而解放区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对于地主的“孝”缺乏描写，或者直接塑造一个不肖子的形象。比如周扒皮的儿子在周扒皮被长工“误伤”后，不仅因为女人而姗姗来迟，而且对于父亲的伤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漠，甚至和病床上的父亲吵了起来。

　　在白孝文堕落后，白孝文的妻子大姐儿在找白孝文理论却被打，贫病交加，最后去见公公白嘉轩最后一面，白嘉轩动容了：“白嘉轩似乎震颤了一下”、“白嘉轩驮着背颠过去，把儿媳妇的肩头扶起来，抱在臂弯里”。[[[]陈忠实：《白鹿原(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97年版，第296页。]]分了家的儿媳妇按理说不应该再在公公家吃饭，但恪守了一辈子礼法、心硬了一辈子的白嘉轩却在这一刻改变了主意，让媳妇和娃娃一起去后院吃饭。这一刻的“震颤”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展现了白嘉轩内心深处超越了封建礼法的人性关怀，展现了人心之中对于亲情最柔软的部分。白嘉轩这个地主形象也因此而深刻。当白孝文看见媳妇的尸体时，他“猛然站住脚跨不动腿了”，就站在那里不动了。[[[]陈忠实：《白鹿原(第一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97年版，第296页。]]白孝文虽然不喜欢她，但也没想过她真的会死。这俩处动作描写体现了白孝文的悔恨、麻木、以及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惜。展现了他复杂的人性。

　　当白嘉轩得知妻子仙草同样感染上瘟疫，即将命不久矣时，他站在庭院里木然不动，抄在后腰上的双手垂吊下来。在面对妻子若无其事的招呼时，他僵硬的身体颤抖了一下跌跌撞撞的从庭院的砖地上奔过来，双手抓住仙草的胳膊呜哇一声哭了。这一刻白嘉轩不在是封建的大族长，他只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女人的丈夫，几十年的夫妻之情在这一刻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4.风俗民情和环境描写

　　十七年文学中对于地主的生活环境与生活细节缺乏描写，即使有同样也具有极强的先验主义色彩。比如《红旗谱》中描写冯家大院：门窗腐朽，飞檐倾塌，檐瓦脱落，墙山很厚，门窗很笨，墙上有大片被腐蚀的青苔。充斥着腐木和青苔的气息。”表现冯家的腐朽。《白鹿原》则不同，陈忠实将笔下的地主放置到真实的生活环境中，展现地主的形象。而真实的生活环境也更进一步体现了这些地主形象的真实性。

　　白家门楼由青砖砌成，门楣是手工打磨过的，保留着刻着“耕读传家”的玉石牌匾。现实中白鹿原上也有一座由青石砌成的徐家门楼，同样镂嵌着“耕读传家”。陈忠实写《白鹿原》的最初影象就来源于这栋徐家门楼，他想探寻其中的故事。白赵氏经常给孙儿们买陕西特有的零食，如罐罐花馍、冰糖讫塔、兔儿馍、石榴儿馍、水晶饼等，表现了白赵氏的慈爱。展示了陕西独有的旱情：白鹿原几乎年年都有旱灾，通常发生在五六七三个月，主要是伏旱，对青稞大麦小麦扁豆豌豆的危害不大。从而引出陕西风俗：饥荒背粮。通过白家小辈背粮路的艰辛来体现白家一众地主的勤劳肯干。这些自然环境和风俗民情的描绘自然而然的将读者带入一个真实地陕西农村，体现了《白鹿原》中地主形象的真实性。

　　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作家陈忠实基于陕西的历史现实塑造了一个个真实地地主形象，突破了革命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对于地主的刻板化、妖魔化的描写，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地主形象，大胆的为地主阶级翻了案。为我们生动细致的刻画了三类地主形象，尤其是对地主形象的人性描写入木三分，展现了作家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与独特思考。同时他更进一步通过《白鹿原》向读者展示了自清末到新中国初期陕西大地上历史现实，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饱受苦难——饥荒、瘟疫、旱灾、战乱……但他们精神上的脊柱从没被打断，他们仍然坚强的活着，表现出一种令人动容的与命运抗争的气概。

　　[1]侯光复.左传·哀公十二年(第一版）[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

　　[2]xxxx.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1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xxxx.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新1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xxxx.中国革命和中国xxxx（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39.

　　[5]洪雁，高日晖.论白嘉轩形象的农民本性[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8（9）.

　　[6]陈忠实.白鹿原(第一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7]丹纳.哲学艺术（第一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8]李鸿.论当代文学中地主形象的塑造[J].松辽学刊.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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